回忆耀南中学

刘冠甲 王苇塘

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，广阔的渤海平原抗日根据地里，诞生了一所抗大式的中学——清河区(后改称渤海区)耀南中学。这所学校以正规化标准来衡量，与旧型正规化相较既大有逊色；与新型正规化相较，也无法比拟。它不仅没有参考用的图书，没有实验用的教学仪器，在开办之初，也没有基本的校舍和教具，甚至连必需的教材、纸张都非常困难。也就正是在这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，耀中的师生们，在中共清河区党委、清河行署的领导下，在抗日军民的爱护扶持下，因陋就简，艰苦奋斗，三年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级优秀工作干部，输送到党、政、军各方面的机构中去，担负了和继续担负着革命与建设的重要任务。

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五日，是耀南中学诞生的日子。它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马耀南先生而命名的，是为储备与培养干部而成立的。它的诞生和成长，在清河地区(后来的渤海地区，今天的惠民地区)的教育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。那时，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五个年头，正处相持阶段。战斗的频繁，环境的恶劣，封锁的严密，生活的困难，真正到了最严重的时刻。但党和抗日民主政府，鉴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、持久性，干部后备力量的培养与补充的重要性，都必须在深入发动与组织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，充分发挥文化大军的作用及其培植与发展，为此决定了农村小学教育的恢复与重建，议定了耀南中学的成立和创建——在这片抗日根据地里开办了这所独一无二的中学(同年冬，耀南剧团相继成立)。学校规模不大，开始只办了两个中学班，一个师范班(为小学培养师资)。第二年又扩招了一个中学班。l944年夏，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，党和政府决定在博兴县纯化镇成立耀南中学分校，扩大招生两个班，共五个中学班，一个师范班，在校学生最高年份达300多人。1945年初随着形势的变化，耀中与渤海干校合并称耀南公学。1945年8月日本投降，耀南中学曾一度恢复。现在的回忆，主要是抗战中的耀南中学。

耀中初建，在博兴招生(学生来源当时多来自机关、部队中的“小鬼”和各分区文工团整编后的队员)。博兴三、六区虽是巩固的根据地，但距敌据点太近(距县城据点只三十里，距王家镇据点仅十几里)，当时学校人数虽仅一、二百人，却也不是一个太小的目标。一个非武装的年轻的学生团体，长期居留是不够安全的。开学后，区党委就决定迁校到垦利，这在当时来说，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到处有鬼子汉奸武装，随时有敌人外出“扫荡”，稍有不慎，或警惕性不高，即会有危险发生，造成损失。最初，学校由博兴迁到垦利县北陲老爷庙，此处虽有几十户人家，但房屋太少。在垦利县来说，这里又是一个较大的村镇，目标大，不安全，粮草供应还有困难。数月之后，二次迁校到杨家嘴，这里地处黄河岸边，较偏僻，敌人不大注意，黄河故道中的水可供食用，且有过去地主武装盘踞的土碉堡一座，可供校部后勤使用。但不利条件仍很多，最大的困难，学生没处住。这个杨家嘴不是村镇，只有三家居民的临时性屋子(土碉堡原有十来间土房，现下不仅无门窗，而且已半成废墟)，此外毫无一点栖身之所，怎么办?经过师生研究，最后决定“自己动手，建立根据地”，学生临时分散住在周围十余里内的“屋子”里。于是，先把土碉堡修葺一下，安下伙房、文印、后勤处，既而在荆条棵茅草丛中刨地屋，买几条檩梁，上覆高粱秸，既隐蔽又暖和，就这样修成三个半地上半地下的地屋子，在其中打地铺挂黑板，既当教室上课，又当学生宿舍和饭堂，就这样度过了1942年的冬天。翌年开春后，师生又投入建校劳动，在黄河故道中，自己和泥脱坯，运土运料，请几位村民作指导，大家动手，就地取材，盖了五十余间土坯房。从此生活比较安定了，从地屋子上升到住土房，比登天还自在。学习有了专用教室，室内还修上土台子，从此也就不以坐背包为凳子，不以膝盖当课桌了。与此同时，响应党的号召，开展了大生产运动，开荒种地，养猪种菜，自磨自食，自给自足，既学习，又生产，俨然是青年学生的乐园，未来干部的摇篮。

记得在1943年秋后敌人的一次大扫荡中，天气已逐渐寒冷，但棉衣尚未发下。当运来时，还只是裁好而未做成的棉衣料，当即发动全体女同学和会女工的男同学缝做棉衣。但在敌人的封锁下，一时又买不到棉线，我们就以布料上的棉纱，发动大家搓成线，解决缝衣无线的困难。这次敌人扫荡，历时43天，将我们初建的校舍，付之一炬，师生返校后，既互道反“扫荡”的伟大胜利，又目睹劫后惨状，无不眼含热泪，气愤异常。但大家不约而同地商定，以顽强的战斗精神，艰苦奋斗的毅力，明年开春后积极投入复校劳动。1944年春，很快又建起了校舍，继续从事教学活动。

反“扫荡”，这在耀南中学的日程上是一个重要的项目。当年农村是“劳武结合”，学校也不例外。上级发给20多支步枪，成立民兵组织。夜间学生轮流值岗，民兵在附近放流动哨。学校还有时举行“紧急集合”演习，藉以锻炼应急能力。如遇敌人“扫荡”，学校即化整为零，以班组为单位，由教师率领，分散去各地。根据各地不同局势，机动灵活地活动。就在1943年的43天的反“扫荡”中，有的小组，冬夜露宿旷野，天寒地冻，几个人偎依在一起取暖；有的小组隐蔽在郊外，终日不得一食；有的小组根据形势需要，涉水渡河，河水结薄冰，即赤足破冰前进，每人胫血淋漓。生活是这样苦，但斗志昂扬，情绪欢快。在这个团体内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条件下，很少看到愁眉苦脸，垂头丧气的人。记得当时有两位小同学，年仅十五、六岁，因生疥疮，不能随小组活动，两人单独地辗转于黄河两岸的大洼中，同敌人的拉网搜索周旋，白天潜伏草丛里，任凭敌人叫喊、恐吓，只是伏俯不动，敌人过后，就坐起来打扑克，饿了吃给养袋中的干粮，夜间摸到河边喝点水，又连夜回到大洼中潜藏起来。如此顽强坚持五昼夜，终于逃过敌人的拉网，化险为夷，安全返校。几年来，历经敌人四次“大扫荡”，从无一人害怕危险，离校不归，也无一个家处敌区的同学，畏敌压力，妥协逃跑。

在无敌情的情况下，学校即组织学生进行学习和生产。学习中，上课时学生集中精力听讲，早晚自习特别专心，学习的自觉性是非常高的。生产中，能者为师，互教互学，种植的大豆、高粱、南瓜、白菜产量都较高，师生们吃着自己生产出来的蔬菜粮食，感到格外有滋味。学生的自治精神强，用不着教师特意组织管理，而能自觉遵守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纪律。个别顽皮的小同学，在这样的气氛影响下，也能潜移默化逐渐转好。学生的自觉性高，自治精神强，应当说是当年耀中的特点之一。

学校的组织机构很简单，校长、教务主任、训导主任、事务主任各一人，他们既是领导又是教师，更是学校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，实行校长负责制，有事大家商量着办，工作人人全力以赴，教职工和学生的关系，既是师生又是共同奋斗的同志，政治上平等，生活又在一起，大家彼此相互关心，相互爱护，所以向心力强，真正做到上下一致。学校的领导体制，是民主集中制。领导意图的贯彻，都是通过会议。会议上大家思想见面，通过讨论有时甚至是争论，达到认识上的统一，行动上的一致。在这段生活过程中，特别值得回忆，也特别值得提倡和发扬的，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。这种精神不独在教师与教师之间，学生与学生之间，能够积极认真开展，就是在学生与教师之间，领导与被领导之间，也能做到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这种从爱护出发，善意提出的批评意见，不存任何芥蒂的优良思想作风，是值得深深忆念的。当时的具体事例很多，真可谓不胜枚举。

今仅举一例，有次武××同学对某同学提出批评，有位教师企图打圆场说：“该同学确有如此表现，但并不是有意识的……”武同学马上提出不同意见：“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。老师的这个意见是和稀泥，对×××同学没有什么帮助。”现在回忆起来，当时学生们的思想水平是有一定高度的，虽则名义是中学，实际是渤海区的一所干部学校。也正由于这一点，虽然战争频繁，劳动紧张，影响了不少学习时间，但靠了同学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，弥补了各方面的损失，政治、文化学习效果还是可观的。因此，绝大多数同学，在分配工作后，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作出了应有的成绩和贡献。不少人已成为今日工作中的主要骨干力量。

从耀中建立到现在，整整四十个年头过去了。抚今忆昔，现在的发展与过去的情形，没法比拟。但是当时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，不畏险阻的毅力，团结战斗的气氛，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的思想作风，仍然值得提倡和发扬。当进一步追溯耀中为什么会有这些优良传统时，一句话，就是在党的教育领导下，人人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心，人人都不愿做日本统治下的亡国奴，“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”。今天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，广大的青年学生们，都生活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，无论学习条件、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，比过去提高和发展了不知多少倍，但爱国主义的思想，不可一日或缺和减弱。我们应积极担负起党所号召的“振兴中华”的重任，为建设高度民主、高度文明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，谱写新篇章。

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

作者简介：

刘冠甲，现名刘贯稼。1912年生，山东高青县人，1928年加入国民党，1929年脱离国民党的组织和活动。1935年至1936年在北平农学院学习。参加“一二．九”抗日救亡活动，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“七．七”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与中共党员张孝统（张承先）发起组织“高苑县旅外大中学生抗日联合会”，张为主席，刘为副主席。1938年任周胜芳部“第十六梯队”政训处主任，安排共产党员孙健萍等人进入政训处，秘密发展孙凤惠、郑自修、孙作善等人加入共产党，并建立高苑县第一党小组。1939年刘冠甲任八路军友军“二梯队”经理部主任。1940年经中共山东分局同意成立“清河区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”（简称“抗协”），任抗协鲁北办事处组织部长兼办公室主任。自1940年直至全国解放，一直担任清河区、渤海区参议会副参议长。其间，1942年兼耀南中学校长；1945年兼惠民中学校长；1946年兼渤海公学副校长；1947年兼渤海行署民政处副处长；1948年兼渤海师范副校长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被推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式代表。1952年任山东师范学院总务长；1953年任山东工学院总务长；1980年任民革山东省委员会副秘书长，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85年离休。2004年山东省委组织部确认刘冠甲“自1953年任山东工学院总务长时即属副厅局级干部。”2009年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。

王苇塘，山东省博兴县人。193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。历任连政治指导员、民运干事、博兴县政府秘书、渤海报社编辑、耀南中学教务主任、校长，渤海干校大队长。建国后，历任山省教育厅科长，山东医学院速成中学校长，山东科学分院、省科协处长等职。1961年10月任济南市第一中学校长。1980年11月任济南市教育局顾问。1979年12月当选为政协济南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委。1983年3月离职休养，享受地市级待遇。1996年6月28日病逝。  

两人在耀南中学的创建、发展中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